1980年10月29日下午6时15分， 熙熙攘攘的北京火车站之中，突然响起了“轰隆”一声巨响。

随着耀眼的火光，北京站及其附近地区的人们，几乎都能从脚下感觉到剧烈地震颤。当他们向声音的来源处望去时，看到了一股浓烟，正逐渐升腾起来。

北京火车站内，几乎所有的旅客，都被这山崩地裂一般的爆炸吓得魂飞魄散。更为严重的是二层南侧的走廊，很多人都被爆炸的冲击波推倒在地。吊灯、窗户等玻璃制品，呼啦啦地碎了一地。

大人、孩子的尖叫声、呼救声以及呻吟声混杂在一起，震耳欲聋。爆炸的波及面积，达到了七百多平方米。

而最惨的地方是南侧走廊的正中，只见这里的地面和墙壁之上，满是斑斑的血迹，以及被炸烂的碎肉块、金属碎屑。可以看出，这里正是爆炸的正中心。

根据事后统计，在这次爆炸中，共有10人身亡，89人受伤。现场发现了126块人体组织，惨不忍睹。

在案件侦破之后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公作出批示，终止了一项在新中国实行了20年的“国策”。

中国历来以安全著称，恶性的暴力犯罪很少，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更是几乎绝迹。而当时，中国正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，一切欣欣向荣。

在这个时候，为何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案件呢？案件侦破的过程又是如何的呢？被邓公终止的国策，又是什么呢？

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：山西省运城县拖拉机厂工人王志刚。

建国初期，中国曾经在苏联的帮助下，十分快速地进入了工业化，国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。

1953年到1957年，我国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，经济情况持续向好。

但是，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，却在这时提出，要在我国设立长波电台，建立联合舰队。

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，这是苏联人想要全面控制中国的一个阴谋，于是给予了断然拒绝。中苏关系由此变差，赫鲁晓夫撤掉了所有的援华专家。

新中国的经济发展，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很多工业生产项目难以为继。

再加上此时，解放后的和平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，大城市逐渐无法满足现有人口的就业需要了。

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吃饭问题，同时也为了让高校的新生体验农村生活，养成朴素的生活习惯，国家开始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

毛主席发表讲话说：“我们都有一双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。”就这样，知识青年向农村流动，成了一股潮流。

到了70年代末，知青运动达到了巅峰，大批的年轻人来到农村生活。

这种生活有其积极的一面，但是也伴随着痛苦和孤独。很多年轻人都受不了这种苦，成天唉声叹气，甚至要死要活。

而我们要说的王志刚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知青。他出生于北京市崇文区，家庭条件还算不错。

1968年，他响应号召，到山西省万荣县下乡插队，过了整整五年的农村生活。1973年，他又加入了铁道兵，开始了另一段辛苦搞建设的生活。

这种苦日子，很多人都经历过，但是王志刚却受不了。他一直觉得，自己应该过那种安逸、富贵的生活，不该经历眼前的这些。

1975年，王志刚复员了，之后便进入了运城县拖拉机厂当了一名工人。从乡下来到了县城，条件好多了，但仍然距离他的愿望相去甚远。

他觉得工作单调乏味，劳动量大，又烦又累。他希望可以回到北京的家中，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

每次下班之后，他都会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荡，任何的不顺利，都会让他感到自己被社会排斥了，进而更加绝望。

那么，这个王志刚，又和咱们前面提到的爆炸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还要从案件的侦破过程说起。

进入20世纪后，由于国际上一些民族间的仇恨，“自杀式爆炸案件”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。

中国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，都没有化解不开的仇恨，所以很少有这种爆炸案发生。这种整体社会的安全与稳定，令不少西方国家嫉妒。

1980年的北京站爆炸案发生后，国外媒体的媒体十分迅速地报道了此事，并且还幸灾乐祸地评论说：此次爆炸案件， 很可能预示着针对中国的恐怖活动开始了。

消息很快就在群众中间传了开来， 许多人在震惊之余，感到既愤慨，又害怕。他们对爆炸事件的原因进行各种猜测，很多人认为，案件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有关。

也正在这时，公安局突然收到了署名为“史秋民”、“悬崖人”的恐吓信，写信人嚣张地表示：“要制造比火车站事件大七七四十九倍的事件”、“下次爆炸将针对外宾生”等等。

想要制止这些谣言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破案。

北京市委、市政府领导林乎加、贾庭三等人，以及公安部领导赵苍璧、于桑、席国光等人，还有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、卫戍区政委吴烈，铁道部领导郭维城等人，在案发后迅速赶赴现场，组成了联合专案组。

他们集结了580余名刑侦和技术人员，立即展开调查工作。在调查过程中，刑侦人员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能力与耐心。

案发当晚七点半，他们开始对现场开始勘查。由于救治伤员，爆炸现场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，但是刑侦人员仍然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地勘查。

七百多平米的案发区域，他们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在寻找线索。他们工作了整整七个小时，到了凌晨三点，总算是完成了工作。

根据他们的勘查，现场共提取了103块碎钢片，84发子弹弹头和一些弹壳的残片。

此外，还有126块被炸飞的人体组织，以及集成电池的碎皮、塑料皮电线。此外还有军用腰带、绿色搪瓷缸和旧绒裤。

最后，就是一个黑色的手提包，以及一把自行车钥匙。

至于案件中出现的炸药，刑侦人员也很快找到了线索。经过相关部门的化验，现场的爆炸残留物上，发现了梯恩梯、硝酸铵、二硝基重氮酚和黑索金4种成分。

很显然，现场所使用的炸药，就是这四种成分组成的。根据专家的科学计算，爆炸所使用的药量为1公斤左右。

那么，作案者到底是谁呢？其实，现场的一切已经给出了说明。在十名死者中，有九个人都是在送去医院的途中，因为失血过多而去世的。

他们的伤，都是子弹头、碎钢片造成的。

只有一个人，被炸药炸得支离破碎，两只手臂和一条右腿，几乎全部消失，五脏六腑也全部外翻。

爆炸时，死者应该是站立姿势， 爆炸物紧贴他的下腹部，而且双手接近爆炸物。从引爆情况来看，他应该就是本案的案犯。

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确定这个人是谁。根据后来的验尸结果来看，此人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，身高一米七左右，长方脸，小眼睛，高颧骨，皮肤比较黑，略有驼背，体格健壮，一看就是个体力劳动者。

而他的衣物中，有四件都是军品。而且从其鞋底的粘连物来看，他与北京有所联系。

透过这些情况，专家给死者作了大致的刑侦画像：他参过军，在小农机厂工作过，而且很有可能家就在北京。

那么，此人到底是谁呢？

看着那张已经被炸到面目全非的脸，专案组只能使出了绝招：他们找来了雕塑、法医、美容方面的专家，对此人的脸部做了精心地修补。

然后又找了摄影专家，通过当时还十分尖端的“修图”技术，复原了那具男尸的面容，拍摄了照片。

专案组将照片附在协查通报之上，然后开始发动群众，寻找相关线索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专案组收到了大量相关线索。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，想要从线索中找出可以确认的东西，但总是事与愿违。

时间很快来到了11月2日，距离案发已经过了4天了。北京市崇文区龙潭派出所的民警突然传来消息：

有人指认，照片上的人，正是前面提到的知青王志刚！同时他还提到，就在爆炸案发的第二天，他接到了山西运城派给王志刚家人的一封电报，上面写着，王志刚已经于10月28日私自外出，至今下落不明！

专案组人员很快走访了王志刚的家人，并且将照片再次精修，让王志刚的弟弟辨认。

王志刚的弟弟拿出了他的一张照片，两下一对比，简直是严丝合缝！这一下，几乎可以说确认了爆炸案案犯的身份。

那么，这个王志刚，到底有没有作案能力呢？虽然炸弹十分简陋，但是没有经验、没有相关物品的人，也是做不出来的。

于是，专案组人员马上赶往山西，到拖拉机厂了解王志刚的具体情况。

结果发现，王志刚在厂里是维修工，懂电焊技术，而且可以接触到炭素钢管。而这种钢管，正好是爆炸现场找到的破片之一。

也就是说，王志刚具备制作炸弹的能力。

那么，他有没有能力搞到炸药和子弹呢？

通过询问，专案组得知，王志刚跟山西的炸药厂、民兵和厂里的保卫人员，索要过炸药、雷管和子弹，说是要炸鱼和打鸟。

当时，这些东西的管理还并不严格，所以相关人员无一例外地满足了王志刚！此外，厂里的人还对现场的衣服、自行车钥匙进行了确认，指证这些东西都是王志刚的物品。

这一下，证据链齐全了，爆炸案的案犯，已经锁定为王志刚了。

那么，王志刚到底为何要做出如此极端的事情呢？难道他的背后，真的有什么政治势力吗？

专案组又进行了十分严谨地走访，结果没有发现王志刚有任何与人合谋的证据，因此排除了他受政治势力影响而搞恐怖袭击的可能。

而同样是随着走访的进行，专案组找到了王志刚的作案动机。

据厂里人反映，王志刚因为无法调回北京工作，心里淤积了很深的怨气，负能量满满。而几个月前，他又失恋了，原因可能是对象觉得他没有前途。感情的不顺利，给了他很大的打击。

从那时起，他就开始显露出了一些厌世的苗头。他经常和工友说，自己插队是上了大当，如今媳妇也找不到，北京也回不了，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。

他的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从开始的长吁短叹，慢慢发展到了在夜间独自哭泣。

在10月28日，王志刚突然消失了。和他关系不错的四个工友，同时收到了他写的信。信上写着：

“我走了，永远地走了，今后不会再见了。我要去的地方算不上理想，但至少是个归宿。”

几人都以为他找到了新的工作，可没想到，王志刚居然到了北京站，做下了这么一件惊天巨案！

至此，案件可以了结了。在专案组的报告中认定，王志刚是爆炸案的唯一主谋，他的作案动机，纯粹是因为对社会现实不满，想要拉着更多的人和自己一起赴死！

虽然性质十分恶劣，但是不牵扯任何政治问题，续发爆炸案的可能性非常低。

消息一出，北京的老百姓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纷纷感叹专案组办案神速。

但是，还有一些声音，却对当时国家的危险品管理，以及公共地点的保卫工作进行了批评，认为他们没有尽到职责。

当然，还有一批人胆子比较大，对这件案子的核心：知青问题提出了反思。

这些舆论，让国家的领导人邓公感到痛心。他深刻地意识到，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他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，提出了一个议题：彻底结束知青下乡，尽量安排他们回到城里工作。

知青下乡在当年，确实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城市里的生产环境已经更加优越，可以满足大部分高校学生的工作需求。

而且，知青们都是有知识的人，全部去从事农业生产，属于专业不对口。

而且对于知青们自己而言，让他们长期远离家乡，必然会导致他们怨声载道，也并非更好的选择。

综合考虑之后，邓公最终决定，从此不再送知青下乡了。而已经下乡的，也想办法让其返回城里工作。一个持续20年的“国策”，就这样被终止了。

终止知青下乡政策，意味着中国对教育的重新定位，以及就业机会的大发展。

这不仅让经济有了迅速腾飞的基础，也让每个年轻人，都有了去追逐梦想和发展的机会。在改革开放时期，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举措，是邓公过人胆识的一种体现。

不过笔者认为，在当今这个十分浮躁的年代，让知识分子和年轻人，甚至是高校的老师和专家，多去农村参加劳动，是一种保持精神健康、避免产生高高在上情绪的方法。

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劳动当作一种体验，去了解农民的生活是如何地不易。只有如此，才能培养他们和劳动人民的感情，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不舍劳苦大众的情怀。

这对于国家和个人，都有很现实的意义。

参考资料：

穆玉敏：《新中国第一起恐怖爆炸案》

魏博民：《北京站爆炸案是怎样迅速查破的?》